蔡成用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例，列出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种断句。
只要是读书人，都可以看出这三种断句的不同含义。
这明显推翻了原来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解，至少在这些未来启蒙先生的群体中，打破了儒家的“愚民学说”，更是这让这些未来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了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有了标点符号，每个读书人都能想到，是时候对史籍进行一次全面整理了。
只不过这个任务，蔡成没有交给这些启蒙先生。哪怕他们主动请战，可他们毕竟比起当世的一些大儒来说，还是欠缺太多。
那交给谁呢？
当然是大学堂。
大学堂集青州之才，舍他其谁？
中平二年，青州除原本赋税实额缴纳外，还实打实的多缴纳一成赋税。
中平三年，蔡立虽然还只是多缴纳一成赋税，但蔡立的上疏中却明确说明，青州当前已经多出了五百万亩田地。
多出的五百万亩田地，目前当然还是生地，需要三五年时间，才能养成熟地。
也就是说，到中平六年秋收后，在规定赋税外，青州预计可以多缴纳三成赋税。
言下之意，一切都将在中平六年秋收后，得到“新农体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