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能看清机器的每一个部件。
“把变速箱的外壳拆下来！”我对着下面的工人喊，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我觉得，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维修，修好了，机器就能重新运转，我的好日子就能继续。
没人知道，噩梦会在这一刻降临。
我站在台车上，指挥着工人拆卸零件。变速箱的外壳很重，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变速箱放在台车上缓缓进入。就在这时，我听见“咔嚓”一声脆响，是台车的轮子出轨的声音。我心里咯噔一下，刚想喊“小心”，脚下的台车就猛地一沉。
变速箱砸向我的头部，剧痛瞬间席卷了全身，像有无数把刀子，在割我的骨头，刺我的内脏。我想喊，却喊不出声音，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像破风箱一样，嘶嘶作响。
周围的人都慌了，喊叫声、脚步声、机器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罩在里面。我想抬起手，想看看自己怎么样了，可我的手，却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我的腿，也失去了知觉，像不属于我一样。
“快！快送医院！”有人在喊。
模糊中，我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放在了一块木板上塞进了吉普车。颠簸中，我看见了天空，那片曾经湛蓝的天空，此刻却灰蒙蒙的，像蒙上了一层纱。我想起了父亲的话，想起了他眼里的失望，心里一阵酸楚，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最先去的是岱崮医院。那是个小镇医院，设备简陋。医生检查完，摇了摇头，说：“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赶紧转院吧。”
父亲和母亲得到消息，疯了一样赶来。母亲看见我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当场就晕了过去。父亲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在抖，却一遍遍对我说：“儿啊，别怕，爸带你去好医院，一定能治好的。”
他的声音很稳，可我看见，他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手背上，滚烫滚烫的。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无休止的转院。从岱崮医院，转到淄博沂源的医院，又转到北京的康复中心，最后转到费县的军工医院。每一次转院母亲，都亲自跟着，背着我的行李，推着我的轮椅，脚步匆匆，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大半。
母亲总是坐在我的床边，给我擦身，喂我吃饭，眼睛肿得像核桃。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照顾我。
我的妻子，是医院的护士。得知我出事的消息，她二话不说，就辞了工作，赶到了我的身边。她比谁都清楚，高位截瘫意味着什么，可她没有一句怨言，每天给我做康复训练，给我讲女儿的趣事，逗我开心。
女儿那时候刚三岁，还不懂事。每次来看我，她都会趴在我的床边，用小手摸我的脸，奶声奶气地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我看着女儿的脸，心里像刀割一样疼。我多想抱抱她，多想陪她长大，可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在北京的康复中心，医生用尽了各种办法。针灸、按摩、理疗、康复训练，可我的身体，像一潭死水，毫无起色。医生把妻子叫到办公室，说了很长的话。妻子出来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事，咱们回家，我照顾你。”
我知道，医生的话，意味着什么。
最后一次转院，是费县的军工医院。那里的医生说，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可住了一个月，我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好转。我的下半身，彻底失去了知觉，只能靠着轮椅，半自理地生活。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母亲和妻子跟在后面，手里提着行李。女儿坐在妻子的怀里，手里拿着一个桃子，那是我们家桃园里结的桃子。
车子开进贾庄村的时候，村口的桃树，正开着花。粉白的花瓣，飘了一路。
回到家，妻子把我安排在了堂屋的西间，那里阳光好，通风也好。父亲每天早早起床，给我擦身，喂我吃饭，然后推着我的轮椅，去桃园里转转。他会给我讲，哪棵桃树结的桃子甜，哪棵桃树需要剪枝，语气里，满是温柔。
母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生怕我营养跟不上。妻子每天帮我做康复训练，陪我说话，给我讲外面的事。女儿每天放学回家，都会第一时间跑到我的床边，给我看她画的画，给我唱儿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没有了锯石机的轰鸣声，没有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只有家人的陪伴，只有桃园的花香。
有时候，我会看着窗外的桃树，看着父亲忙碌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悔恨。如果当初，我听了父亲的劝告，好好种桃，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父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每次推着我的轮椅，走过桃园的时候，他都会说：“儿啊，别想太多。人这一辈子，谁还不栽几个跟头？栽了跟头，爬不起来也没关系，有家在，有我们在，就什么都不怕。”
我看着父亲的白发，看着他眼角的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