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是 “正乐调”—— 孔子召集残存的乐师，根据文献记载的乐律规范，重新整理《颂》乐的旋律与乐器配置。《颂》乐的特点是 “声迟”，节奏舒缓、音调庄重，需搭配编钟、编磬等大型打击乐器，以营造庄严神圣的氛围。孔子通过乐师的回忆与文献的考证，还原这种独特的乐调风格，让《颂》乐重新拥有 “使人肃然起敬” 的感染力。
最后是 “正场合”—— 孔子明确规定《颂》乐的使用范围，强调其只能用于祭祀天地、祖先的庄严仪式，严禁在宴饮、娱乐等场合滥用。他通过教育弟子，让后人明白《颂》乐的精神内核是 “敬”，是对天地祖先的敬畏，是对周人文化根脉的尊重，不可亵渎。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孔子让《颂》乐重新回归其 “祭祀之乐” 的本位，让 “敬天法祖” 的周人精神得以通过乐舞传承下去。
（二）正《雅》：恢复政教之乐的教化功能
《雅》是周代政教乐诗的核心，分为《大雅》与《小雅》。《大雅》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内容以歌颂周文、武、成、康等先王的功业、叙述周族的历史为主，兼具政治讽喻功能；《小雅》则包含更多东周时期的作品，既有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动荡的哀叹，也有宴饮、祭祀、征战等场景的描写，更贴近现实生活。在周礼中，《雅》乐主要用于朝聘、会盟、宴饮、祭祀等重要政教场合，其核心功能是 “以乐载道”—— 通过诗歌的内容与乐调的和谐，传递政治理念、教化百姓心性、维护社会秩序。比如，《大雅?文王》通过歌颂文王的仁德与功业，向诸侯与百姓传递 “以德治国” 的理念；《小雅?鹿鸣》通过描绘宴饮嘉宾的场景，倡导 “尊贤敬客” 的礼仪规范。
春秋末期，《雅》乐的混乱比《颂》乐更为严重。一方面，《雅》诗的篇章错乱不堪，《大雅》与《小雅》的界限模糊，部分反映周人历史与政治理想的《大雅》诗篇，与描写日常宴饮的《小雅》诗篇混杂在一起，失去了原有的政教层级；另一方面，《雅》乐的教化功能完全丧失，诸侯大夫们只关注《雅》乐的娱乐性，沉迷于其旋律的优美，却对诗歌中蕴含的政治理念与道德教化视而不见。更有甚者，为了迎合低俗趣味，随意改编《雅》乐的旋律，将原本庄重典雅的政教之乐，变得轻浮靡靡，完全背离了《雅》乐的精神内核。
孔子正《雅》，首先是 “正篇章”—— 他依据《雅》乐的政教功能与创作时代，重新划分《大雅》与《小雅》的界限，将错乱的诗篇归位。比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叙述周族起源与发展的诗篇，被孔子归为 “周族史诗” 类，强调其承载周人历史记忆与政治理想的功能；《小雅》中的《采薇》《出车》等描写征战的诗篇，被归为 “时政叙事” 类，突出其反映社会现实、讽喻时政的作用。通过这种分类，让《雅》诗的篇章结构清晰明了，便于后人理解其政教内涵。
其次是 “正乐教”—— 孔子不仅整理《雅》乐的旋律，更注重挖掘其背后的教化功能。他通过讲学，向弟子们解读《雅》诗的内容，引导他们领悟其中蕴含的政治理念与道德准则。比如，在讲解《大雅?荡》时，孔子会结合西周灭亡的历史，分析诗中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的警示意义，告诫弟子们要以史为鉴、重视道德修养；在讲解《小雅?十月之交》时，他会通过诗中对日食、地震等灾异现象的描写，阐释周人 “天人感应” 的观念，强调君主 “以德配天” 的重要性。孔子认为，《雅》乐的价值不在于旋律的优美，而在于其能 “移风易俗”—— 通过乐的和谐，让百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教化，认同社会秩序。
最后是 “正应用”—— 孔子明确《雅》乐在不同政教场合的使用规范，比如朝聘会盟时演奏《大雅》的庄重篇章，以彰显周人的政治理想；宴饮嘉宾时演奏《小雅》的温和诗篇，以传递 “和而不同” 的礼仪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言行示范，让弟子们明白，《雅》乐的使用不是随意的，而是要与场合的政教功能相匹配，最终实现 “以乐辅礼”“以乐育人” 的目的。
（三）《雅》《颂》各得其所：礼乐秩序的整体重建
“《雅》、《颂》各得其所”，这里的 “各得其所”，不仅是指《雅》与《颂》各自回归其文本、乐调与使用场合的本位，更指二者重新形成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乐整体秩序 ——《颂》乐主 “敬”，承担祭祀天地祖先、维系文化根脉的功能；《雅》乐主 “教”，承担传递政教理念、教化百姓心性的功能；二者共同服务于 “礼” 的秩序，共同承载周人 “以德治国”“天下有道” 的理想。
在孔子看来，礼乐秩序的核心是 “和谐”—— 不仅是乐调的和谐，更是 “礼” 与 “乐” 的和谐、“文” 与 “道” 的和谐、“个人” 与 “社会” 的和谐。通过 “正乐”，孔子让《雅》《颂》重新回归其精神内核，让 “乐” 再次成为 “礼” 的载体，让 “文” 再次成为 “道” 的体现。这种 “各得其所”，本质上是对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