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房间随手丢下那个刺眼的古驰鞋盒，我几乎是雀跃着下楼，
想在大姐面前“不经意”地嘚瑟一下新战靴。发布页LtXsfB点￠○㎡
刚找到她，还没等我开口，大姐的目光就精准地落在我脚上，嘴角一弯：
“啧啧，你这名字是真没起错，就那么喜欢‘笑’啊？”
一句话像盆冷水，浇得我满腔得意瞬间偃旗息鼓，
只剩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灰溜溜地挨着她坐下。
目光下意识地往下一扫——
大姐脚上那双款式更经典的Gucci，价格标签在我脑海里自动闪现，比我那双只高不低。
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像被细针轻轻刺了一下：
有些人奋斗的终点，不过是另一些人习以为常的起点。
这认知来得如此清晰，又带着点难以言喻的涩然。
“大姐，你这会儿战况如何？” 我转移话题，试图掩饰那点不自在。
“嗨，本来赢了一点，手气又回去了！”
大姐摆摆手，语气带着点赌徒特有的、输赢看淡的豁达（或者麻木）。
这时，一个瘦削的身影凑了过来。
看着比我大几岁，个子矮我半头，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有些游移不定。
他自顾自地搭话：“大姐，您是北京人吧？我河北的。”
“嗯，算是吧。” 大姐随口应了一句。
“嘿，那咱算半个老乡！” 眼镜男似乎找到了话头，脸上堆起笑容。
大姐只是扯了扯嘴角，没再接腔。
接下来的大半靴牌时间，他就杵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题。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
我和大姐偶尔出于礼貌回一两句，心思全在牌路上。
荷官示意换牌间隙，大姐起身去洗手间。
我也趁机想去吸烟室过过瘾。
刚要走，眼镜男凑近一步，声音带着点讨好：
“哥们，有烟吗？我的抽完了。” 我抽出一根递给他。
吸烟室里烟雾缭绕。
眼镜男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絮叨着他的“悲惨”经历：
带来的几万块输光了，正等着朋友转账救急，无聊才到处晃荡。我耐着性子听了几句，
只觉得索然无味，掐灭烟头就回到了赌台。大姐也回来了。
新牌拆封，按规定若无人下注需“飞”六口牌。
大姐显然没这耐心，飞了三口就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战斗。
我依旧扮演着忠实的“拉拉队员”，兜里揣着港币，却提不起半点下场的兴致。
眼镜男又幽灵般地晃悠回来，时不时插句话。
我们敷衍地应着，注意力始终在牌桌上。
又一靴牌结束。
换牌空档，大姐从她精致的包里掏出一张千元港币，径直塞进了旁边的“饺子机”
（角子机）投币口！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按着“17.6”（一个常见的押注组合）。
我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
新牌换好，大姐机器里的余额只剩可怜巴巴的几块钱。
她面无表情地退出那张几乎被“吞”光的票券，随手塞回包里，
仿佛只是处理了一张废纸，转身又专注地玩她最爱的“乐乐”去了。
没多久，大姐家的少爷晃悠回来了，笑嘻嘻地凑近：
“妈，玩得咋样了今天？”
“那总不能天天输吧？你看看！” 大姐指了指面前堆叠的筹码，
脸上终于露出点得意的笑容，爽朗的笑声在嘈杂的背景音里格外清晰。
接下来的三四天，时光仿佛被复制粘贴。
美高梅璀璨的穹顶下，相似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筹码的碰撞声、荷官的唱牌声、赌客的叹息或欢呼。
偶尔遇到“小不点”，彼此会心照不宣地问候一声“战况如何”。
此时的“小不点”，胆子明显肥了不少，下注时两千、三千的筹码也敢往桌上推了。
记得有次随口问她：“住哪呢现在？”
“还能住哪？”她耸耸肩，语气平淡，
“自己掏钱住酒店呗，一个礼拜六千人民币左右。”
“美高梅没给你送房间？”我有些诧异。
“我才不要他们送，”她撇撇嘴，带着点倔强，“再说，我又没在他们这儿刷卡。”
转折发生在第五天的下午。
吸烟室里，我又撞见了那个眼镜男。
他正和一个兑换仔低声交涉，对方报出的汇率冰冷生硬：
“一比一。” 眼镜男脸上写满了为难和犹豫，手指无意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