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解开绑绳，烧掉棺材，还把他们请进来相见。邓艾约束将士，不许掳掠百姓，安抚接纳投降的人，让他们恢复原来的生计。还按照邓禹以前的做法，秉承皇帝旨意，封刘禅为行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蜀汉的各级官员也都根据职位高低，被封为魏国的官员，有的还兼任邓艾的下属。邓艾让师纂兼任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任蜀中各郡的太守。邓艾听说黄皓这人奸诈阴险，就把他抓起来，准备杀掉，结果黄皓贿赂了邓艾身边的人，最后竟然逃过一劫。
姜维等人听说诸葛瞻战败，不知道刘禅去哪儿了，就带兵往东进入巴地。钟会进军到涪城，派胡烈等人追击姜维。姜维到了郪县，接到刘禅的命令，只好让士兵们都放下武器，把符节印信交给胡烈，自己则从东路和廖化、张翼、董厥等人一起去钟会那儿投降。将士们都气得不行，纷纷拔刀砍石头。就这样，蜀汉各个郡县的守军接到刘禅的命令后，都停止抵抗，投降了。钟会对姜维等人还挺客气，暂时把他们的印绶、符节和伞盖都还给了他们。
吴国这边听说蜀汉已经灭亡，就撤回了丁奉等人的军队。吴国中书丞、吴郡人华核到宫门上表说：“听说成都失守，蜀汉皇帝逃亡，国家覆灭，我们失去了一个依附我们的国家，也少了一个进贡的属国。我虽然微不足道，但心里实在不安。陛下您圣明仁慈，恩泽广布，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会深感悲痛。我满心忧虑惆怅，恭敬地上表向您奏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清晰还原了三国时期蜀汉政权覆灭的关键历程。从邓艾偷渡阴平的军事奇谋，到诸葛瞻兵败绵竹的战略失误，再到刘禅最终降魏的政治抉择，每一个环节都深刻折射出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必然。这场战役不仅终结了蜀汉四十三年的国运，更留下了足以警醒后世的多重启示。
军事博弈中的战略抉择与执行偏差
邓艾偷渡阴平无疑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奇谋。在钟会大军被姜维阻于剑阁、粮草不济欲撤军的危急时刻，邓艾提出了穿越七百里无人区的大胆计划。这一决策背后，展现了他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蜀军主力被牵制于剑阁，腹地防御空虚，而阴平小道虽艰险却能直插成都心脏。更令人震撼的是执行过程中的意志力——"凿山通道，造作桥阁"的工程难度，"山高谷深，至为艰险"的自然挑战，"粮运将匮，濒于危殆"的后勤危机，最终在邓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的身先士卒下被克服。这种将战略构想转化为实际战果的执行力，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奇制胜的典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葛瞻的指挥失误。作为诸葛亮之子，他肩负着保卫蜀汉的重任，却在关键战役中连续犯错：到达涪县后"停住不进"，拒绝黄崇"速行据险"的正确建议，使邓艾军队得以从容进入平地；在绵竹之战中，先是斩杀劝降使者以示决心，却又在初战不利时险些动摇。黄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的急切与诸葛瞻"犹豫未纳"的迟缓形成强烈反差，最终导致蜀军主力覆灭。这场战役的胜负不仅决定了蜀汉的命运，更印证了《孙子兵法》"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的军事真理——在战略机遇面前，犹豫迟疑往往比战术失误更致命。
政治抉择背后的现实逻辑与道德困境
蜀汉灭亡的核心环节，是刘禅面对绝境时的投降决策。史料中详细记录了朝堂之上的三种选择：奔吴、南逃或投降。光禄大夫谯周的分析堪称现实主义政治的典型论述：他指出"无寄他国为天子者"，揭示了投奔吴国必然沦为附庸的命运；又以"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的清醒判断，论证了投降魏国比投降吴国更有利；对于南逃之议，他精准预言了"耗损诸夷，其叛必矣"的后果——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判断完全正确。谯周的主张看似妥协，实则基于对天下大势和蜀汉实力的理性认知，代表了战乱中渴望安定的益州本土士族的心声。
北地王刘谌的悲壮抗争则展现了另一种价值选择。当他怒斥"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的主张被拒绝后，"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的行为，成为蜀汉政权最后的道德光辉。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与刘禅"面缚舆榇"的投降形成尖锐对比，折射出王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价值分裂。值得注意的是，诸葛瞻之子诸葛尚临终前的感叹"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不仅点出了宦官专权的政治腐败，更暗含着对蜀汉后期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思——当一个政权失去纠错能力，即便拥有忠臣良将，也难以挽回覆灭的命运。
历史细节中的人性百态与时代印记
这段史料通过多个生动细节，勾勒出乱世中的人性光谱。邓艾在军事胜利后展现出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检御将士，无得虏略，绥纳降附"，采取安抚政策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官"，擅自任命官员，显示出功高震主的政治短视；而他"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却最终因受贿赂而释放，又暴露了权力场中的现实妥协。钟会则通过"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