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过日子呢！像陆玩、刘胤、郭璞这些人，以前常跟我说起这些，我都很清楚。要是他们真的参与并引导王敦干坏事，自然应当按照法律惩处；要是他们是被冤枉成奸党，我觉得应该宽大处理。我把陆玩等人的情况如实告诉陛下，我愿意承担和贼人同罪的责任；但要是我隐瞒不说，实在是辜负了他们的心意，还请陛下以仁爱圣明来裁决！”郗鉴认为，先王设立君臣之间的道德规范，看重的是坚守节操、为正义而死。王敦的辅佐官吏，虽然很多是被逼迫的，但往前说不能阻止他的叛逆阴谋，往后说又不能脱身远逃，按照以前的教训，应该从道义上对他们进行责备。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温峤的建议。
冬季，十月，皇帝任命司徒王导为太保，兼任司徒，给他特殊的礼遇；西阳王司马羕兼任太尉；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代替王邃镇守淮阴；苏峻为历阳内史；给庾亮加授护军将军；给温峤加授前将军。王导坚决推辞不接受。应詹到了江州，当地的官吏和百姓心里还不安定，应詹就安抚他们，关怀他们，大家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十二月，凉州的将领辛晏占据枹罕，不服从命令，张骏打算去讨伐他。从事刘庆劝谏说：“要出动成就霸业的军队，必须天时和人事都合适，然后才能行动。辛晏这人又凶又狂，残忍无情，他肯定会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您干嘛要在饥荒年大规模出兵，大冷天的去攻城呢！”张骏听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张骏派参军王骘到赵国去访问。赵主刘曜问他：“你们凉州诚心诚意跟我们和好，你能保证以后一直这样吗？”王骘说：“不能。”侍中徐邈说：“你既然来结好，却说不能保证，为什么呢？”王骘说：“齐桓公在贯泽会盟的时候，忧心忡忡，小心谨慎，诸侯们不用召唤就自己来了；到葵丘会盟的时候，他就变得骄傲自满，结果有九个国家背叛了他。赵国的教化，如果能一直像现在这样，那当然没问题；要是政治和教化衰落了，恐怕连身边的变故都察觉不了，更何况我们偏远的凉州呢！”刘曜说：“这真是凉州的君子啊，选使者算是选对人了！”于是用厚礼招待王骘，然后送他回去。
这一年，代王贺傉开始亲自处理国家政事。因为好多部落还没归顺，他就在东木根山修筑城池，然后搬到那里去住。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晋初年王敦之乱的平定过程，字里行间不仅展现了一场军事冲突的终结，更折射出东晋初年权力结构的脆弱性、政治决策的复杂性以及乱世中人性的多面性。透过这场叛乱的平定细节，我们能窥见东晋门阀政治的运行逻辑与时代底色。
战略抉择中的成败分野
沈充与王含联军的覆灭，始于关键战略决策的失误。司马顾飏提出的三策极具军事洞察力：上策“决破栅塘灌京邑”，直击东晋都城防御弱点，借助地理优势扭转战局；中策“十道俱进”，发挥兵力优势速战速决；下策“斩钱凤降晋”，虽属妥协却可保全自身。三策层层递进，既有破局之锐，又有兜底之智。
但沈充“皆不能用”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刚愎自用，更反映出叛乱集团的结构性缺陷——缺乏统一指挥核心与战略共识。王敦病亡后，叛军失去精神支柱，沈充、钱凤、王含等势力各自为战，既不敢冒险出奇，又不能合力攻坚，最终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种决策瘫痪，成为叛军溃败的伏笔。
反观东晋朝廷，虽一度陷入被动，却能凭借地理优势固守待援，等到刘遐、苏峻等精锐援军抵达后，抓住叛军急于求成的心理，在宣阳门、青溪等地展开反击。尤其是刘遐“自南塘横击”的战术，精准打击叛军侧翼，展现出正规军的军事素养优势，与叛军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
人性博弈中的命运沉浮
乱世之中，人性的光明与幽暗被极致放大。王应作为王敦之子，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洞察力，建议父亲投奔江州而非荆州，精准预判了王舒的“守文”与温峤的“愍恻”。但王含的固执最终导致父子殒命长江，印证了“良言难劝该死鬼”的残酷现实。
周光的转变颇具戏剧性，从“帅千馀人来赴”的叛军支持者，到发现王敦已死后“斩钱凤自赎”，折射出乱世中个体的生存智慧与投机心态。而吴儒的行为更显人性之恶——以“三千户侯”为诱饵诱杀旧主沈充，却最终埋下家族覆灭的隐患，沈充“我死，汝族灭矣”的诅咒竟成为现实，构成历史的讽刺循环。
与之相对的是钱举的义举，藏匿沈充之子沈劲使其免死，用个体良知对抗残酷的株连制度；张茂妻陆氏“倾家产讨沈充”，既为夫报仇，也展现出女性在乱世中的刚烈担当。这些微光在黑暗乱世中，构成人性不灭的希望。
政治清算中的宽严之辩
叛乱平定后的政治清算，考验着东晋朝廷的治理智慧。晋明帝最初“大赦，惟敦党不原”，展现出维护统治权威的强硬态度，但在郗鉴建议下“听敦家收葬”，又体现出“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的治理平衡，避免了株连扩大化引发的社会动荡。
温峤关于“王敦纲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