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刺史。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来复命，虽然答应归附，但又说“大军不着急下来”。萧衍说：“陈伯之这话，就是犹豫不决。趁他还在犹豫，赶紧去逼他，到时候他没别的办法，势必只能投降。”于是命令邓元起带兵先出发，杨公则直接奔袭柴桑，萧衍和其他将领依次跟进。邓元起快到寻阳的时候，陈伯之收拢兵力退保湖口，留下陈虎牙守湓城。选曹郎吴兴人沈瑀劝说陈伯之迎接萧衍。陈伯之哭着说：“我的儿子们都在都城，我不能不担心他们。”沈瑀说：“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想改变主意；如果不早点打算，等众人散去就很难再聚集起来了。”丙子日，萧衍到了寻阳，陈伯之放下武器请罪。当初，新蔡太守席谦的父亲席恭穆担任镇西司马，被鱼复侯萧子响杀害。席谦跟随陈伯之镇守寻阳，听说萧衍东下，说：“我家世代忠贞，宁死不变。”陈伯之把他杀了。乙卯日，任命陈伯之为江州刺史，陈虎牙为徐州刺史。
鲁休烈、萧璝在峡口打败了刘孝庆等人，任漾之战死。鲁休烈等人进军到上明，江陵震动很大。萧颖胄害怕了，赶紧派人告诉萧衍，让他派杨公则回来救援江陵这个根本之地。萧衍说：“杨公则现在逆流而上回江陵，就算到了，又怎么来得及呢！鲁休烈等人都是乌合之众，很快就会自行退散，现在只需要稍微坚持一下。如果确实需要兵力，我两个弟弟在雍州，派他们去征讨，不难赶到。”萧颖胄于是派军主蔡道恭带着符节驻扎在上明，抵御萧璝。
辛巳日，东昏侯任命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驻扎在新亭。
九月乙未日，皇帝下诏，萧衍如果平定京城，可自行决断事务。萧衍留下将军郑绍叔镇守寻阳，和陈伯之带兵东下，对郑绍叔说：“你就好比我的萧何、寇恂。前面要是战事不利，我承担责任；要是粮草运输跟不上，那就是你的责任。”郑绍叔流着泪拜别。等到攻克建康，郑绍叔负责督运江、湘的粮草，从来没有短缺过。
北魏司州牧广阳王元嘉请求修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座坊，每坊边长三百步，说：“虽然暂时辛苦一点，但这样一来，奸盗就永远绝迹了。”丁酉日，皇帝下诏征调京畿内的五万名民夫修筑，四十天后完工。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南北朝时期萧衍起兵反齐、逐步推进的关键进程，字里行间既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也折射出权力更迭中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荒诞，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解读：
战争的残酷：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图景
郢城之围堪称这段历史中最触目惊心的片段。“闭门二百馀日，疾疫流肿，死者什七八，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短短数语勾勒出人间炼狱——十万人的城池最终幸存者仅两三成，尸体堆积到生者只能在尸堆上栖身。这种惨状背后，是权力博弈对普通民众的碾压：东昏侯的昏庸、萧衍的进军、守将的犹豫，最终都转化为百姓的血泪。而萧衍破城后“收瘗死者而抚其生者”的举措，看似仁德，实则更像一种“战后维稳”的政治姿态，无法掩盖战争本身的破坏性。
权力游戏中的“忠义”困境：从张孜到崔偃的挣扎
这段历史中，“忠义”成为最矛盾的标签。
--房长瑜劝张孜坚守，以继承其父张冲的“忠贯昊天”，但张孜最终选择投降。这背后是“天命”与“臣节”的冲突：当旧主（东昏侯）昏庸无道，坚守是否意味着愚忠？投降新主（萧衍）是否算背叛？张孜的选择，本质上是乱世中个体在“生存”与“名节”间的妥协。
--崔偃的上疏则更直白地揭露了权力逻辑的双标。他质问萧衍：既然你可以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为何否定当年其父崔慧景辅佐江夏王的类似行为？“死社稷者返为贼臣”的控诉，点破了“忠义”的本质——它从来不是绝对的道德准则，而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工具。崔偃最终“下狱死”，也印证了在权力更迭中，试图挑战新秩序的“较真者”往往没有容身之地。
萧衍的政治智慧：从军事推进到人心拿捏
萧衍能快速瓦解南齐势力，绝非偶然：
--军事上的精准判断：拒绝“顿军夏口”的提议，坚持“乘胜直指建康”，避免给对手喘息之机；利用陈伯之的犹豫“急往逼之”，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了对敌军心理的精准把握。
--政治上的怀柔与强硬：对郢城“收瘗死者”以安抚民心，对崔偃则“诏报显赠”却暗中下狱，恩威并施；任命韦睿、郑绍叔等亲信镇守要地，确保后方稳定，展现了成熟的执政思维。
--舆论上的“天命”包装：通过胡文超起兵、王僧景送质等事件，营造“天下归心”的氛围，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定义为“顺天应人”，与东昏侯的“昏乱”形成对比，占据道德高地。
时代的荒诞：个体在洪流中的身不由己
无论是降将孙乐祖、程茂，还是坚守而死的席谦，抑或是被牵连的崔偃，都像是乱世棋盘上的棋子：
--席谦以“家世忠贞”拒绝投降，却被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