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调色盘。老板要价三百二，我跟他磨：“你这凳子颜色都不匀，少二十，三百块我立马拉走，不然我再找别家。”他看我真的蹲下来数钱，才不情不愿地应了：“行吧行吧，算我亏了。”
最大的惊喜，是那个实木柜台。它被放在最里面的角落，深棕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纹，样式是几十年前的老款，看着笨重得很。可我一摸台面，厚实得很，指尖能触到木头的温润感，心里立马喜欢上了。“老板，这柜台多少钱？”我问守摊的老头，他正趴在桌上打盹，被我叫醒后，揉了揉眼睛，抬了抬眼皮：“三百，自己拉走，不送货。”
我心里一动——买个新柜台至少要一千多，这价格太划算了。我没敢还价，生怕老头反悔，赶紧点头：“行！我现在就拉走！”跟赵胖子俩人费劲地把柜台抬上三轮车，木头重得压得车把都往下沉。老头在后面看着，嘟囔了一句：“这柜台是我以前开杂货铺用的，结实着呢，你好好用……”我那时候光顾着高兴，没多想“杂货铺”之前，这柜台还经历过什么，只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店里的硬件差不多齐了，最后剩的，是它的脸面——招牌。
去广告店那天，年轻的设计师打了个哈欠，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里啪啦：“想好店名没？”
“多多麻辣烫。”我没半点犹豫，这名字在我心里盘了好几天了。
“有啥寓意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点好奇。
“多食材，多口味，多顾客，多赚钱。”我回答得干脆利落，没什么花里胡哨的讲究，这就是我最朴素、最迫切的愿望——我只想把店开起来，能赚到钱，能活下去。
设计师了然地笑了笑，没多问，很快在电脑上拉出效果图：红底，黄字，宋体加粗，没有任何装饰，“多多麻辣烫”五个大字占了大半版面，下面加了行小字“多食材·多口味·多实惠”。俗气吗？确实俗气，跟旁边奶茶店的文艺招牌比起来，土得掉渣。可我知道，在小吃街上，这种红配黄的颜色最醒目，直白的文字也最能让人记住——我要的不是好看，是能吸引人进来。
安装工人把招牌挂上的时候，我仰着头，阳光照在红底上，亮得晃眼。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着，一下、一下，像在打鼓。这块招牌，就是我砸向现实的战书，宣告着我真的要进场了。它上面没写什么豪言壮语，却承载着我破产后的全部希望，还有对“不愁吃”最直接、最功利的渴望——我太想听到客人进店、扫码付款时那声“叮咚”了。
开店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装修、买设备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折磨人的，是那些看不见的琐碎事。
我开始像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打转：跑工商所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对着一叠表格填信息，写“经营范围：餐饮服务”时，笔都在抖；跑卫生防疫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拿着本子检查后厨，问我“消毒水放哪儿？食材怎么分类存？”，我指着墙角的消毒喷壶，又打开冰柜展示分层，手心全是汗；还得跑街道办备案、盖章，每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队，我抱着材料站在队尾，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往前挪，心里急得像着火，却只能耐着性子等。每盖一个红色的印章，我都像完成了一场战役，手里的材料越来越厚，心里的石头也慢慢落了点。
与此同时，采购清单长得像没有尽头。我揣着小本子，去调料批发市场一家家问：酱油要选酿造的，醋得是粮食酿的，辣椒酱要香辣口的，麻酱得细腻不结块。我拿着不同品牌的样品对比，跟批发商磨嘴皮子：“老板，我以后常来，你给我少算点，再给我个账期呗？”大多时候会被拒绝，但总有一两家心软的，答应给我便宜五毛钱一斤，账期能宽限一周——这点“优惠”，我都记在本子上，想着以后一定多照顾他们生意。
联系啤酒、饮料代理商时，我算着冰柜的空间，只敢订最畅销的两种口味，怕囤货太多占地方；设计价目表时，我拿计算器反复算成本：素菜进回来八毛钱一斤，串成串卖1.5元，能赚七毛；丸类一块五一串，卖2.5元，赚一块；肉类两块五一串，卖3.5元，赚一块……最后定下来：素菜1.5元，丸类2.5元，肉类3.5元，主食、汤底免费。我知道这价格没什么利润，但只能靠“实惠”吸引第一批客人——先把人拉进来再说。
最繁琐、也最考验人的，是食材的清洗和预处理。每天凌晨四点，送菜的师傅会把新鲜蔬菜送到店门口，我得一个人在操作间里忙活：几百斤的菜，一根根摘拣，黄叶、烂叶扔进垃圾桶；土豆削皮，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立马泡进清水里，防止氧化变黑；菌菇要去掉根部，撕成适口的大小；海带结最麻烦，得反复揉搓冲洗，指甲抠着缝隙里的泥沙，直到水变清才罢休。冷水刺骨，长时间弯腰、抬手，手腕和腰都酸得要命，空气里全是泥土的腥气和植物根茎断裂后的青涩味，可看着洗干净的菜码在筐里，水灵灵的，我又觉得有了盼头。
开业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喧嚣终于都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