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荆襄集团的质疑：谯周撰写《仇国论》暗讽“安守不可，进取不能”，姜维则指责费祎“怀安丧志，非大臣之节”。
姜维执政后，北伐彻底沦为“政治正确”。他在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北伐，明知“蜀地狭小，民力凋敝”，却仍坚持“贼适疲矣，我承其弊”的冒险逻辑。这种偏执，源于对“正统性”的焦虑——作为降将，姜维比任何人都需要通过北伐证明忠诚；而荆襄集团的残余势力，也需要北伐维系“外来者”的团结。于是，北伐从“战略选择”变成了“生存必需”，哪怕“战士雕瘁，百姓菜色”也在所不惜。据《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的北伐失败后，蜀汉“陇右无复民户”，连姜维自己都承认“错用羌胡，败军杀将，咎在维身”，却仍无法停止脚步。
路径依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自我强化。为支撑北伐，蜀汉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队（十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0%），导致赋税激增；为增加税收，又不得不垄断盐铁、蜀锦等产业，挤压民间经济；民间经济萎缩，又加剧了民众对政权的不满，迫使统治集团更依赖北伐凝聚人心——这种恶性循环，让蜀汉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当钟会、邓艾伐蜀时，蜀军因“久战疲敝，无有斗志”而望风披靡，正是路径依赖的最终恶果。
三、法治体系的异化：从“公平利器”到“压制工具”
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曾以“赏不遗远，罚不阿近”赢得赞誉，是蜀汉初期整合权力、稳定秩序的“公平利器”。但到中后期，这套法治体系逐渐异化——荆襄集团利用法律特权打压异己，益州士族则因“法不责众”而抱团抗法，普通民众更是在“峻法”与“贪腐”的夹缝中艰难求生。法治的异化，使蜀汉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制，制度的僵化终成定局。
诸葛亮时期的法治，虽“严”却“公”。他对马谡“挥泪斩之”，对李严“废为庶人”，对自己“请自贬三等”，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示范，让《蜀科》具有公信力。即便是益州士族，也承认“亮刑法峻急，而无所私，民虽怨之，而无恨心”（《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这种公平性，暂时压制了“外来者”与“本土者”的矛盾，使法治成为超越地域分歧的公共准则。
蒋琬、费祎时期，法治开始出现“选择性执行”。蒋琬对荆襄旧部的“小过”往往“寝而不问”，如杨仪因“怨望诽谤”本应处死，却仅“废为民”；对益州士族则“执法必严”，张裔之子张毣因“擅发徭役”被流放南中。费祎虽试图调和，却因“宽纵过度”导致贪腐滋生——据《三国志·董允传》，黄皓在费祎时期开始干预朝政，“稍豫政事，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却因费祎“弗能诛也”而愈发猖獗。法治的天平开始向荆襄集团倾斜，公信力逐渐流失。
刘禅后期，法治彻底沦为“压制工具”。黄皓与陈祗勾结，将《蜀科》变为排除异己的武器：罗宪因“不与皓交好”被外放巴东，孟光因“直言极谏”被罢官，连宗室刘永也因“憎皓”而“十余年不得朝见”。与此同时，益州士族则通过“联姻、包庇”规避法律——广汉太守李邈因“诽谤先帝”被处死，其家族却因“与谯周通婚”而未受牵连；蜀郡豪强张慕“放纵部曲，侵掠百姓”，却因“赂遗皓金帛”而免于追究。法治的双重标准，让民众彻底失望，“蜀地童谣曰：‘皓啊皓，入我家，夺我食，莫敢言’”（《华阳国志》），正是这种失望的写照。
法治异化的终极恶果，是制度失去纠错能力。当姜维奏报“钟会治兵关中，欲图蜀”时，黄皓可以“巫鬼之言”压下不报；当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来，朝廷可以“法不责众”为由拒绝动员益州士族的私兵；当诸葛瞻在绵竹战败，竟无法律追究相关责任人——整个制度已瘫痪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地步。对比曹魏的“法治渐宽”与东吴的“科条简化”，蜀汉的法治异化显得尤为刺眼，它不仅未能缓解矛盾，反而成为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四、自救尝试的夭折：从“制度微调”到“全面失控”
蜀汉中后期并非没有自救的机会，但每一次尝试都因制度惯性而夭折：蒋琬的“东下之策”因“朝议反对”流产，费祎的“休养生息”因“北伐压力”中断，姜维的“胡汉并力”因“士族抵制”失败。这些夭折的自救，印证了结构性僵化的顽固性——当制度本身已产生排斥改革的抗体，任何局部调整都只能是徒劳。
蒋琬的“东下之策”，是对北伐路径的首次修正。他认为“数出祁山，粮道险恶，终难成功”，主张“乘汉水、沔水东下，袭取魏兴、上庸”，开辟新的战场。这一方案若能实施，或许能避开曹魏重兵布防的关中，减轻益州的后勤压力。但荆襄集团的元老们以“东下有顺流之险，万一不利，还路甚难”为由强烈反对，最终蒋琬不得不“上疏自陈谢过”，放弃了改革。反对者的深层担忧，是东下作战可能需要依赖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的支持，动摇荆襄集团的垄断地位——制度的惯性，让他们宁愿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