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周边，形成“流民屯”。这些流民“无衣无食，多为盗贼”，蜀汉虽设“绥集都尉”管理，却“仅能糊口，不能安业”。延熙十年（公元247年），涪陵郡流民因“不堪压迫”发动起义，“聚众万人，攻杀太守”，虽被镇压，却暴露了底层社会的愤怒。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益州的流民已达“十余万口”，几乎占总人口的10%，他们对蜀汉政权毫无归属感，当魏军入境时，许多人甚至“为魏兵向导，指引道路”。
三、基层治理的崩坏：从“科教严明”到“贪腐成风”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以“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着称，基层吏治相对清明。但到中后期，随着中央权力的僵化与监督体系的失效，基层治理迅速崩坏——地方官“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乡吏“勾结豪强，盘剥小民”，连最基本的“保境安民”都难以做到。这种崩坏，让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消磨殆尽。
地方官的“任期短、变动频”，导致治理短视化。蜀汉为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实行“官吏三年一迁”制度，地方官多“以搜刮为急，以升迁为务”，不愿投入精力改善民生。据《三国志·蜀书》记载，犍为太守张翼“在任三年，唯知征调粮草，不修水利”，导致“境内大旱，颗粒无收”；巴西太守阎宇“性贪鄙，多受贿赂”，甚至“盗卖官仓粮食”，事发后仅“贬为庶人”，未受重罚。这种“只问征调，不问治理”的风气，让基层民众“视官吏如豺狼”。
乡吏的“作威作福”，直接伤害了民众感情。蜀汉的基层治理依赖“乡啬夫”“里正”等乡吏，这些人多由地方豪强子弟担任，“利用职权，巧立名目”：收税时“多收斛免”（用斛量粮时故意堆高），征役时“放富差贫”，司法时“受贿徇私”。《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县乡吏“每岁敛财，名为‘节庆钱’，实则私分”，普通农户“岁输钱五百，方得安宁”。更甚者，乡吏与豪强勾结，将“逃亡户”的赋税转嫁到“在籍户”身上，导致“一人逃亡，十家受累”，基层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
司法不公与冤狱丛生，彻底摧毁了民众对政权的信任。诸葛亮时期的“法治”虽严，却“不枉不纵”，而到刘禅后期，司法沦为权贵的工具——益州士族子弟犯法，“多以‘罚俸’了事”；普通民众犯法，则“从重从快”，甚至“牵连宗族”。《三国志·杨洪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记载，汉嘉郡民张贞因“骂辱县尉”被“诛三族”，而县尉“强夺其妻”却“无罪释放”。这种“同罪异罚”的不公，让民众“宁投山林，不向官诉”，司法体系的公信力完全丧失。
基层治理的崩坏，产生了一个致命后果：当曹魏大军入境时，地方官府“望风而降”，乡吏“引导魏军”，民众“袖手旁观”。江油守将马邈的投降、绵竹士民的“不战”，表面是军事失利，实则是基层社会对蜀汉政权的“集体抛弃”——当一个政权无法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无法维护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它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四、民心离散的终极表现：从“箪食壶浆”到“魏师至而民安”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成都时，益州百姓“夹道欢迎，箪食壶浆”，对这个“兴复汉室”的政权充满期待。四十余年后，邓艾的军队进入成都平原，同样出现“百姓安堵，无有惊扰”的景象，却已不是对新政权的欢迎，而是对旧政权的漠视。这种从“期待”到“漠视”的转变，标志着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彻底丧失——民心的离散，比任何军事防线都更难以重建。
民众对“兴复汉室”叙事的厌倦，是民心离散的思想根源。刘备、诸葛亮时期，“兴复汉室”的口号能凝聚人心，因为当时“汉朝”的记忆仍在，曹魏“篡汉”的行为被视为“大逆不道”。但到景耀年间，出生于建安末年的人已年过四十，对“汉朝”的记忆模糊，年轻一代更是“不知有汉”。姜维的北伐，不仅未能“还于旧都”，反而让“民皆菜色”，民众逐渐意识到：“兴复汉室”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口号，与自己的温饱无关。谯周在《仇国论》中质问“因余之国（蜀汉）欲以弱攻强，譬犹蝯鼫之与虎狼”，道出了民众对战争的厌倦。
对“外来政权”的疏离感，加剧了民心离散。荆襄集团的长期垄断，让益州民众始终觉得蜀汉“非我族类”。当邓艾率军入境时，曾宣布“益州人降者，免三年赋税，保其田宅”，这一政策精准击中了民众的诉求——他们不在乎谁来统治，只在乎能否过上好日子。据《三国志·邓艾传》，魏军进入成都后，“秋毫无犯，市肆不扰”，与蜀汉时期的“苛政”形成鲜明对比，许多百姓“争献牛酒”，并非真心归顺曹魏，而是对蜀汉的统治彻底失望。
南中与边缘地区的“离心”，是民心离散的延伸。诸葛亮南征后，南中虽名义上归属蜀汉，却“岁贡而不心服”。当曹魏伐蜀时，南中豪族“拥兵观望，不肯出兵”，甚至有“暗通邓艾者”。汉中、武都等边缘地区，因常年作为战场，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邓艾偷渡阴平时，沿途“山民指引路径，供给食物”，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