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六点来钟，断断续续地在窗外响了一整夜的雨，总算停住。省委副书记宋海峰昨晚一夜未归，一直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北京方面可能发回的任何消息。前不久，有关贡开宸的种种“谣传”刚开始骚扰省城时，他就已经交代K省驻京办的一位副主任（大学同学），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动静。昨晚，贡开宸刚起飞，宋海峰就又给那位副主任打了个电话，首先嘱咐，“贡书记如果下榻驻京办大楼，一定要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贡书记近来心情不太好，所以，生活方面尤其要照顾得细致入微一些”；接着就说及这次“紧急召见”——他要求这位老校友立即动用他多年来在京城建立的一切关系（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以至纯私人的），搜集有关此次召见的“具体情况”，要“事无巨细”，不放过“任何细节”。让宋海峰不安的是，以往接受这样的布置，这位老校友或多或少总能给他搞回一点所需要的情况，但今天，等了整整一夜，一点情况都没传回来。只说是，下午九点半左右，贡书记等人乘坐由驻京办提供的两辆车牌号为“KA00021”和“KA00368”的黑色大奥迪，从西南门进了中南海，自此，便再没有任何消息了。
奇怪，总书记会跟贡谈整整一夜？不可能啊。
晚上十点来钟的时候，夫人袁玮给宋海峰打过一个电话来紧着问：“贡书记怎么还没回来？他老人家到底还回来不回来了？”她告诉宋海峰，从吃晚饭那会儿起，家里不断地来人。一拨又一拨，已经来了六七拨了……“就这会儿工夫，还有两拨客人在客厅里等着哩。”
“干吗？”
“你说干吗？”
“有事快说。我怎么知道他们干吗上我们家来？”入夜后，宋海峰心里本来就有一点焦躁，这时已经挺不耐烦了。
袁玮告诉宋海峰，来的这些客人都是某些部门、单位的正副头头。“有两位还是正厅局级干部……他们说，因为没有处理好大山子问题，中央已经决定免去贡书记的职务，由你来接任省委书记……他们……他们都是来向你汇报、请示工作的……还有从下边地县赶来的哩……”
宋海峰立即把说话声音提高了好几度：“你好糊涂！什么汇报请示？什么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他们看到中央正式文件了？全都是鲁肃探营，来摸底牌的！你马上请那些同志离开我们家……”
袁玮迟疑着又提醒一遍：“有两位老同志……可是正厅级干部……”
宋海峰立即打断她的话：“甭管是哪一级的，赶紧去，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走。马上请他们走！你给我听着，从现在开始，不管再有谁来，你都不要开门。甭管谁给你说什么小道消息，尤其是讲到有关贡书记和大山子的事儿，你千万不要表态，这都是特别敏感的问题。千万给我管住你那张嘴！别给我添乱！”
几乎在这同时，一辆装载着几十名工人的旧解放牌卡车，摇摇晃晃地驶过大山子露天矿的大坑边，照直地向矿务局办公楼驰去。那是一幢非常陈旧的砖木结构楼。墙皮斑驳，水泥地面开裂。办公桌椅也是那种很过时的铁木玩意儿。而在楼前一些巨大的废料堆上、在同样巨大的工棚里，这时却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工人。工人们有的带着雨具，在无聊地嗑着瓜子。有的抱着膝盖，脊背顶脊背，闷头大睡。还有的围坐在路灯杆底下，铺起一张旧塑料单子，三五成群地下棋，打扑克。也有人抱着双臂，端端地站在那儿，脸冲着那幢陈旧的矿总部办公楼发呆。有几位退休老工人则聚在一起，只是低声议论。他们手里都提着竹编的鸟笼。鸟笼里跳跃着鲜黄的小鸟，叽叽喳喳乱叫。他们都在等待消息，等待从楼里传来的消息。而在楼里的一个办公室里，则挤满了另一群工人。其中的一位在众目睽睽之下，焦急地、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同一个电话号码——他们在往省委书记贡开宸的办公室打电话。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书记办公室没人接电话。
“你这电话号码对不对？”问话的人叫赵长林，矿务局机修总厂工人。大山子地区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出名，是因为他十年前被评上了省级劳模。那年他还不到二十岁。那个拨电话的工人答道：“咋不对？这号码是从矿长办公室抄来的。”
赵长林愣了一下，忙说：“那就继续拨。”
另一位工人挤过来提议：“你们真是他妈的棒槌。办公室拨不通，给他家拨呗。活人咋就让尿憋死了呢？”
拿着电话机的那位工人应道：“你他妈的才是棒槌！知道不？省委书记家的电话号码是保密的，连电话局的人都整不明白省委书记家的电话号码。你还想往他家拨电话？！”
“就是给贡书记打通电话了，又能咋的了？唉……”一个工人叹着气往人圈外挤去。
他显然感到了失望。
“不管咋说，得让贡书记在他下台前把咱们大山子的这点问题解决了。”
“唉！我看哪，难。谁那么傻毛驴儿一个，愿意赶在下台前，再往自己嘴里塞个刚起锅的热红薯？噎不死也烫半死！长林，你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