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子三十万干部群众的身家性命和子孙前程……它在深层次的意义上，给了我们所有人一次思考和实践的机会，探索当下中国真正实现富强的道路……也许由于我的不谨慎或不成熟，我将失去这次任职的机会，但我恳切地希望，省委主要领导能允许我把这几天来反复思考所得的一些想法，向常委和全委们做一次最后的陈述……这些想法已经远远地突破了几个月前，我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报告过的那个思想底线……我觉得，事到如今，我马扬个人最后被安置到什么岗位上，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我的某些想法，能对最后解决大山子问题，产生一点作用，那么组织上怎么处置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也许正是这最后两句话打动了内心深处同样凝结着一团化不开的“大山子情结”的贡开宸，在看完这封“申诉信”的半个小时后，他亲自跟常委们分别通报了这封“申诉信”的内容，在征得大部分常委的同意后，他让郭立明立即通知马扬去全委会报到。这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五点左右，淡青色的晨光刚刚把东边地平线从沉睡了一夜的黑暗中剥离出来，呈现出日出前那一刻恢弘的宁静和单纯的斑斓……
全委会一共举行了四天。马扬的发言被安排在会议结束前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一共安排了八位同志做大会发言。发言的中心议题当然也就是这次全委会的中心议题：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指示，认真解决K省在国企改革和干部精神状态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马扬要在大会上发言”，这消息很快传出，在与会者中不胫而走，他很自然地成了会议上最让人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但是，与会的同志很快发现，马扬“失踪”了。大会发言的头一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就被一辆车接走了。当晚没回来。第二天上午也没见他踪影。下午，在大会上发言的仍然是八位同志，但这八个发言者的名单里，已然没有了马扬。一直到散会，马扬再没有在白云宾馆里露面。
有人说，为了更好地准备明天的发言，头天晚上，他回家进一步润色自己的发言稿去了，搞了一个通宵，接着又搞了一个上午，便病倒了……
又有人说，他是被省委政策研究室几位专门负责研究国企改革的同志叫走的。贡开宸对他的发言有点不放心，怕出大格儿，为了保险起见，特地委托这几位同志“预审”一下他的发言内容。一听之下，果不其然，即便在如此小的一个范围里，也引起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有人认为，马扬的想法“振聋发聩”，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不妨一试；而有的则认为，马扬所提种种建议将破坏当前来之不易的稳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中央一贯强调的“稳定、团结、改革、发展”等基本方针背道而驰，虽亦不无可取之处，但利弊相衡，弊远大于利……意见连夜反映到贡书记那儿，贡书记和几位常委紧急商量了一下，决定“暂停”马扬的发言。马扬便“病倒”了……
还有一种说法，那天晚上，马扬是被前任省委书记潘祥民叫走的。据目击者称，那辆来接马扬的车就是潘书记的专车。还有说得更玄的，说当时潘书记就在车里坐着，他们都看到了——“潘老”戴着墨镜，神色肃然。他们说，马扬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曾给“潘老”当过一阵秘书。潘书记这些年一直挺关注这个“年轻人”。听说马扬要在这样一个会议上不计后果地发表那样一通带有“爆炸性”的言论，便决意赶来，将他强行带走了……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就像绝大多数的会议一样，不管与会者中有多少“传闻”，私下之间又有多么激烈的议论，会议总还是一往无前地在既隆重又平稳平静的气氛中宣告结束，顺利地通过了会议的各项决议和《告全省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天，省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早就准备好的那一组专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的文章。从一论、二论、三论……一直发到五论。会后，省委向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报告了此次全会通过的加强全省党的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十九条措施，争取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加快全省国企改革进程，迎接新挑战，开创新局面。应该说，这一件事到此便“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起码可以这么说，“暂时”告一段落，或者还可以用现在一个习惯用语来说，它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
于是，人们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九条》的高潮中，开始淡忘那个叫马扬的人。虽然有人也会偶尔提起他在会上突然“失踪”的事，但听众中肯定会有人以“知情者”的口吻说上一句“这小子，没戏啦，这辈子肯定没戏了”，来结束这种好奇的探询。有人看到他和他那当大夫的妻子、读高中的女儿仍然居住在那个用车库改成的“休闲别墅”里，一早一晚，偶尔地还在那个借助高大的黑叶杨围成的院子里制作或修缮他那些似乎永远也制作、修缮不完的木器家具。有一回有人还在省图书馆的大厅里见到过他，借了一大摞经济学方面的书籍，还借了两本诸如食谱和美容、时尚指南之类极无聊的书，骑着个自行车，向大山子方向走了。“他能骑自行车回大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