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说说笑笑地走进厂门。
父亲杨国柱对这里很熟，但他今天没有走熟悉的车间路线，而是带着杨术旺径直走向厂部办公楼。
他的步子迈得很大，很急，背挺得笔直。
人事科在一楼。
父亲杨国柱在门口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才抬手敲响了那扇漆成深绿色的木门。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戴着眼镜、干部模样的人。
父亲杨国柱脸上立刻堆起了局促的笑容，微微躬着身，道：“秦科长，我是一车间钳工班的杨国柱，这是我小儿子，杨术旺，来……来办保卫科的入职手续。”
被称为秦科长的人抬了抬眼皮，打量了一下父子二人，没说话，先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
父亲杨国柱连忙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个手绢包，当着王科长的面，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厚厚一沓钞票。
“秦科长，您点点，三百块，一分不少。”父亲杨国柱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双手将钱递了过去。
秦科长这才放下杯子，慢条斯理地接过钱，开始一张张清点。
屋子里只剩下纸币摩擦的沙沙声。
父亲杨国柱站在桌前，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紧张地垂在裤缝边。
杨术旺站在父亲身后，能清晰地看到他后颈上渗出的细密汗珠，以及那洗得发白的工装领口下，紧绷的肌肉线条。
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
终于，秦科长点完了钱，点了点头，拉开抽屉，把钱扫了进去。然后，拿出一张表格和一枚印章。
“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按个手印。”他指着表格上的几个位置对杨术旺说。
父亲杨国柱赶紧推了儿子一把，示意他上前。
杨术旺依言，在印泥盒里蘸了红色印泥，在指定的位置按下自己的指纹。
鲜红的手指印烙印在了1970年的这张招工表上。
秦科长拿起印章，呵了口气，用力地在表格的“同意接收”处盖了下去。
“行了，手续办完了。明天早上七点，直接到保卫科找李科长报到。”
秦科长把一张盖好章的“工人出入证”推到桌子另一边，挥了挥手，道：“去吧。”
“谢谢秦科长！谢谢领导！”父亲杨国柱连声道谢，腰弯得更低了。
他拿起那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出入证，又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名字和公章，这才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走出人事科，关上那扇深绿色的门，父亲杨国柱站在略显昏暗的走廊里，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憋了不知道多久的浊气。
他一直挺直的背脊瞬间放松了。他转过身，看着儿子，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裂纹的大手，重重地拍在杨术旺的肩膀上。
“好好干。”只有三个字，却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杨术旺看着父亲，看着这个用尽全家之力、几乎掏空所有，为他在这物资匮乏的时代，买下一方安稳立足之地的父亲，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
他点了点头，无比郑重。